如果无论案件大小，是非曲直，都在定期内可以任意上诉，循此不变，是以奖唆讼之风，而即启犯罪之窦……国威何存，民命安托？[27]梁启超不鼓励上述主要基于维护国家司法权威的角度考虑，即梁启超所设计的司法制度是以保障国家权力为先，而顾及人民权利之后为架设的，这与司法权的运行初衷本末倒置了。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纪检监察派驻制度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少。据统计，56家派驻机构2005年仅立案71件，而且近80％都集中在11家派驻机构。
目前，在省、市、县三个层面，纪检监察机关都向相应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派驻了纪检组和监察部门。派驻机构在查办腐败案件方面具有一定的职能。在我们对派驻机构的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在被要求对派驻机构在履行以上四方面职能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排序时，17名受访者总体认为，派驻机构在监督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平均得分为1.88分。如何在全国本系统内展开有针对性的反腐倡廉教育，这应该也是派驻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11］ 4.预防主体不清晰，缺乏有效的腐败风险管理能力。
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香港廉政公署有1300名工作人员，约占公务员总数的0.72％，占香港地区总人口的0.185‰。东部诸侯国远离镐京导致周王室只能独立应对西方诸戎的威胁以及西周晚期宫廷政治的腐败与内斗等，可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的精彩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另外，当时对华夷之别的强调，也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伦理秩序有关，如《公羊传》中，曾列举了当时诸侯国中出现的诱杀人君、违谏诈战、亲恶无礼、伐灭同姓、伐有丧者等十种失礼行为，并直斥为夷狄，而做出此等行为的国家既有一向被斥为夷狄的吴、秦、楚、也有位于华夏中心的晋、卫、郑，还有建立攘夷大功的齐，甚至有号称礼义之邦的鲁。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其内部构成除了主体民族夏外，西有三苗，东有东夷，并且为了确保东夷诸氏族部落的归属，采取了和亲、笼络等政策，甚至有论者认为如何对诸夷进行管理、统治是夏王朝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强世功所指出的，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儒家思想中强调差异性，也区分边缘与中央，还有华夷之辨的说法，但这种区分并没有形成二元对立所导致的种族压迫和文化歧视，反而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尊重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由此更强调主流文化或多数民族对边缘文化或少数民族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 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如果说华夷之辩代表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背后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价值乃至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认识，即古代中国疆域内多民族共存的客观事实。
十六国时期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氐族政权统治者苻坚，虽然当时统一了北方，但仍认为，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35] 可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对于希腊人以及野蛮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之不可通约性的叙事建构。
[18]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第51-53页。[47]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49页。[33]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史中的正统问题以及历代统治者为论证其统治正统性的不同努力，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非常出色的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13] 参见王明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明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页。
[54]此前南北朝时期的五胡诸国、后来的辽、西夏、金，实际上均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20]也不时有一些诸侯国为了局部区域的争霸而引戎狄为雇佣军入侵其他诸侯国。作为天下万邦之主的周天子带头破坏周王朝以宗室天下式政治大家庭叙事塑造起来的天下秩序的政治伦理，当时之礼崩乐坏程度也可见一斑。来源：原刊于《石河子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多民族统一国家 天下观 华夷之辨 大一统 。
[23] 如率先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国中的第一位霸主，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攘夷，并非将夷狄驱逐出中国，而是将其降服，即所谓的和犬戎，正诸华。孔子所做《春秋》中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的评价，也是根据他们是否遵循礼乐文明来评判，而与其民族出身无关。
不窋以失其官，而本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47]而面对华夷之辨的诘难，这些北族王朝的统治者祭出的政治合法性论证模式则是德治天命论，即天命靡常、以有德者居之，进而突破了夷狄不可为君的夷夏大防观，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周以西陲小邦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时所运用的政治叙事策略，这也再次说明了华夷之辨的界限更多的属于文化意义而非种族意义也绝非不可消融，同时也说明诸夏与夷狄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48]《史记·始皇本纪》。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 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大一统理念在少数民族政权争取中央王朝正朔方面，一方面起到了制度激励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淡化了因为华夷之别而引发的民族对立情绪。关键词: 多民族统一国家。周穆王、周宣王两次远征导致王师实力大减。[3] 田卫疆：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探索，《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2页。
而由此而引发的一种朴素的华夏意识认同也开始出现在当时诸侯国的贵族之间。[59] 长城，作为游牧政权与定居政权的一个军事、地理分界，也成为分析古代中国民族交往的一个典型意向，如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即以长城的历史地理开篇，但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则可自豪的声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
其一是当时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中原华夏族对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认知有关。以及中国上古史研究者如徐涤生等前辈学者关于中国早期部落集团所做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的划分。
以八书、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为横轴，将不同时期的政令、人物、民族等，纳入相应的统一的空间之中，从而凸现并预设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在秦结束战乱、一统天下后，中国历史上既有秦、汉、隋、唐这样的统一王朝时代，也有南北朝、宋辽西夏、南宋与金这样区域性政权并立的时代，还有元、清这样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帝国。
这种弟兄民族的说法，无疑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种坚实的心理基础的生动例证。中国古代以德配天的政治思想，将统治的合法性系于天下子民的人心，进而要求其必须励精图治、关注民生，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2]代商之际，周实际上是个以姬姓和姜姓为主的部民族体，与西戎有很深渊源，甚至曾自称西土之人。游牧的兴起，和公元前16世纪到10世纪北方草原气候突变为干旱导致传统的原始农业畜牧兼营无法进行，必须向更远的地方寻求水、草资源有关。
民之所欲，天心从之[16]，这也为原本根据华夷之辩被认为是夷狄的少数民族取得政权并获得统治合法性提供了可能。[58] 正是有了大一统的制度和理念，历代统治者和人民才将中华大地视为一个整体，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也得以维系、巩固并不断发展。
[57] 强世功，一国之迷：中国ｖｓ帝国，《读书》，2008年第8期。[41] 实际上，在西周早期王室政治、经济、经济实力强大之时，周王室对于各诸侯国也具备相当的控制程度，分封诸侯国本身即是周人在其征服的每一个角落都植入了周的成分，以作为统一政权管理的一部分。
[10]继之的商，以鸟为图腾，本身即与东夷文化渊源颇深，商代夏后其统治区域内也是除生活在中心区域的华夏族外，有从事游牧生产的在北方的鬼方、土方、御方等，称北狄。[53]《册府元龟》卷一七零，《帝王部·来远》。
所谓华夷界限在三代之时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中原部族也没有后来那么浓厚的优越感和文化中心意识，中国不同地域的考古发现也可佐证这种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北宋成立初期，宋太祖、宋太宗均高举北伐旗帜，也是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使然。正是因为这种天下体系式民族观的开放性，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可以型构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康雍乾三朝几次对准格尔用兵，巩固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
实际上，这也是儒家重教化、倡导有教无类的一种体现，即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设计复杂的政治制度，诚如有论者所言，大一统绝非舆图绘制术标识出的纸面地理概念，而是一套复杂的权力操作技术，[55]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采取的统一文字、度量衡，加强对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管理即是一例。
大一统，强调天下一统，但并非不承认一统内部的文化差异。所以商的统治者虽自认为是天帝之子但失德之后照样不再享有天命而被起于西垂的蛮夷小邦周取而代之。
中国上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尧舜禹等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由不同民族、部族集团所组成的政治联盟[9]。[13]武王伐纣时的军队根据《尚书·盟誓》的记载也堪称多民族联合军团。